1978年，面对越南多年的恶意骚扰和得寸进尺，中央军委决定给予坚决回击。期间，时任广州军区总司令的许世友积极提供作战方案。

如果按照许世友的计划以及他的作战能力，征服全越南都不是难题。只是这个方案最终被中央军委否决。

那么中央军委为什么不选择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而仅仅是给个教训就撤兵呢？最后我方达到战略目的了吗？

越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藩属国，长期稳定地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范围。只是它一直都蠢蠢欲动，只要我国处于新旧朝交替的时期，它就会趁机寻求独立。

因此越南史书虽然都用汉字书写，但实际上它的统治者自称皇帝，对中国才降为国王。

也就是说，除了强盛时期的中国，它自认老二，东南亚没有那个国家敢称老大。

它一直有一颗称霸南亚的心，因此，当它一有能力冒头的时候，什么故交旧好，什么睦邻友邦，全都不在它的未来蓝图上。

这和我国一直以来的文化是不符合的，天朝上国，只是在受到挑衅的时候反击，几乎没有主动兼并别人土地的时候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前脚才帮它赶走了侵略者，才刚站稳脚跟的越南就开始对中共充满警惕，总认为我国是别有用心。

但我国对越南的野心却一无所知，在帮助其获得独立后，还继续为它提供各项物资，而那个时候，我国本身并不富裕。

从1950年到1978年，我国对越南的援助，总价值200亿美元，其中186亿都是无偿援助，剩下的少量则是无息贷款；另外还有94.3亿吨军用物资援助。

越南说你光援助武器没用，我们都不会用，我国又派出炮兵、铁道兵、工程兵等，帮助他们训练、作战。

越南对我国并不只是警惕，而是扮演了完完全全的白眼狼角色，驱赶境内的华人华侨，在中越边境上一再引发冲突。

从1972年开始，越共保卫局长就曾经以阴险来形容中国人，因此当他们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时，立马就把中国推得远远的。

和别的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不同，我国和越南的国界长达1300多公里，这之前完全没有出现过争端问题。自从越南接受苏联资助之后，苏联试图压制我国的想法，和越南试图称霸一方的想法，不谋而合。

因此它自认为有了苏联更为先进的军事援助，又有苏联在军事和国力上的威慑，它就能获得无限制侵吞我国领土的权力。

当时的越共中央党员曾公开在越南的机关报上说，1975年以前，我们有必要依靠中国提供帮助，但如今我们的重点是解除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的压力。

因此在这之后的3年多时间，云南共驱赶华侨20万人，主动在中越边境上挑起争端1108起。

除了在陆地上的挑衅升级，越南在南海上也是无视我国提出的“搁置争议，共同开发”的苦心，连续侵占6座海岛。

我国秉持着睦邻友好的合作原则，对于越南的行为一直是规劝、警告，但在1978年8月到1979年2月之间，越南侵犯我国边境的行为更加猖狂，共有700多次武装行动，我国军民因此伤亡300多人。

我国的宽容和苦心被当做软弱可欺，是时候提醒越南，我们连美国都敢打，会怕一个曾经的番邦小国吗？

1978年，许世友已经72岁了，但打越南他是当仁不让的，为了表示战必胜的决心，他还让大儿子许光回河南老家去替他办事。

第一是看望一下自己的老母亲，第二就是为自己打造一口红木棺材。许光老老实实花了50元精心打造好，写信请许世友验收。

许世友还挺高兴，说等我打完这一仗就回来，打赢了就验收，没打赢也不用验收了，直接用吧。

许世友作为总指挥，在中央军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，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计划，他认为直接把越南全境征服，就没有这些似乎无休无止的争端了。

越南可是能让美国深陷其战场，长达8年的狠角色，然而许世友也并不是完全口出狂言，他对于越南的缺点是有研究的。

首先，越南虽然野心勃勃，但它毕竟独立的时间有限，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大部分都来自于外援，因此它虽然号称有5万主力，但对于我军来说，实力不强。

而且越军的主力还分散在柬埔寨、越北和河内，老挝也是一个战略要点，但也是越南的军事弱点。

其次，我军可以说是越军的老师，其军队的组织体系以及作战方法，还是我国上将杨得志亲自去越南指导的。

所以许世友认为，我军如果以老挝为突破口，就能立马将越南全部势力从中间撕开，我中部兵团再向北边打边进，和北部正面作战部队来个双面夹击。

越军既没有团战的能力，也没有广阔的国境可以做兵力和后勤补充，坚持不了几天，除了投降别无他法。

从军事战略上来说，这个办法并没有任何不妥，但这和我国出战的初衷相违背。

邓小平曾在访问美国时，被媒体问到，将要如何解决越南问题。邓小平的回答是，小兄弟不听话了，得教训一下。

美国领导人也曾委婉地提醒他，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所吃的亏，邓小平却胸有成竹，认为我军和美军是不一样的队伍。

可以看出，邓小平也有足够的信心完全打败越南，但如果真的这样做了，我国将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心目中，变成新晋霸权主义者的形象；这和我国和平友好的外交原则大相径庭。

即使最后我军不占领越南，允许它重新发展，那越南全境饱受战火之苦，全国经济瘫痪，想要重新发展起来，起码得10年以上的时间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难免会激起越南对中国的愤恨；如果十年之后，对方卷土重来，那么祸端就是这时我军的痛下狠手。

为了地区的长久和平，也为了贯彻我国的外交战略方针，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，我们的对越反击战，必须坚持“有理、有利和有节”的三大原则。

许世友对于自己的作战计划被否决表示不满，但他也绝对服从上级的安排，只等广西、云南等地的部队调集到前线，一声令下，就能发起攻击。

1979年2月17日，许世友宣布：还击开始！我军坦克、火炮齐发，越军的前沿阵地、指挥所、步兵营和通讯设施，在长达30分钟的密集火力攻击下，几乎全部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另一边，我国空军和海军已经集结在南海北部湾、西沙群岛等地，密切关注苏联海军的动向，随时可以进入战斗状态。

一轮火力压制之后，我军工兵开始排除障碍，紧随其后的坦克开路，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，一层层向越军阵地逼近。

仅仅三个小时，我军部队早已突破越军的一线防御阵地，并继续向纵深方向进攻。

接下来，许世友将广西战区的兵力分为4部分，一部分保持机动，其中东西两个兵团负责围歼高平地区，另外一哥兵团负责同登地区。

深入到越南战场后，兵力的分散、越军对地形的熟悉，以及险峻的地形，都给我军带来了不小的压力，不少官兵牺牲越军火力下。

在攻占同登地区时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炮火交战，最终在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李德贵连长的指挥下，我军攻下同登，切断了该地和高平等战略要地的交通。

而越军此时已经退无可退，只能躲在339高地和一处坚固的法国炮台等待救援，炮台地势高，我军的攻势一时无法对越军产生压力。

越军见势竟然开始骄傲起来，挑衅中国军队，认为之前日军45天都没有攻下来的高地，我军也无可奈何。

原来这一处法国炮台并不只有一个独立的火力点，而是一座环环相扣的大型工事。许世友在听完回报之后，认为应该采用攻坚作战法，加强部队的协同作战。

这时候，我军也意外收获一个得力助手。广西一个50多岁的民兵，曾被法国人抓去修炮台，因此他对于此地可谓了如指掌，在他的指点下，我军重新布置了攻击点，以北面为基础，掩护其他部队的冲锋。

21日，天刚蒙蒙亮，越军还沉浸在我军无可奈何的幻想中，谁知道就被我军的子弹无情唤醒，下午1点钟左右，法国炮台下敌军的弹药库被我军炸毁。同登高地彻底被我军掌握。

接下来，我军和越军展开了谅山争夺战，谅山战线在300多门火炮的密集轰炸下，变成一片火海。但在冲锋过程中，我489主力部队，依然遭到了越军的炮火阻击，伤亡惨重。

即使我军再加派了3个炮兵团援助，但我军处于地形低洼地带，所以无法形成有效冲锋，仍然损失很大。

许世友赶紧调整作战计划，用和打法国炮台一样的攻坚战法，用火炮的远程杀伤力，先摧毁敌人赖以躲藏的山洞。

这样一来，敌军空有火炮，却无法及时对我军阻击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军如同天降神兵，连夜夺下大小石山，占领了这个进入越南首都的战略要点。

这之后的每一天，我军都在不断向越南境内推进，到3月5日，我军已经占领谅山、高平、老街等多处边境要点。

此时，越军早已失去了还手之力，他们渴望的苏联援军，却迟迟不兑现。然而在我军可以高歌猛进直达越南首都河内的情况下，中央军委却宣布开始撤军。

我国宣布撤军，是因为战略目的已经达到，但在越南人口中，却被诬陷为无法度过齐穷河，连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电台，也在为越南摇旗呐喊。

然而我军前线记者李永安拍摄的照片《攻克谅山》，被原原本本地登在新华社、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，这些谣言不攻自破。

事实上，我军在3月4日就已经度过了齐穷河，并向南再推进了5000米。

在有序撤军时，我军还有一个举动，简直大快人心。我军149师在进入沙巴县城时，专门去越军官方仓库、政府等地，搬回了我军援助的机枪、弹药和粮草等物资。

许世友从作战的角度出发，认为我军还可以再进一步扩大战果，如果此时向柬埔寨方向再次攻打越南最后的主力，那么越南短期内都将无力再制造动乱。

然而邓小平在经过和中央军委商议之后，还是决定要在战争上表达克制，表明我国并不是好战民族，而是极力在寻求和平。

这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争取到更多的认同感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，这非常重要。

我军对越反击，共歼敌8万多人，缴获敌人大量武器，摧毁了一部分军事设施；我军也有将近2万多人的伤亡记录。

自朝鲜战争后，对越反击战是我国第一次出国作战，尽管我军有能力打败越南军队，但仍然在作战中暴露出我军的弱点。

我军新一代的作战指挥，军事理论不足，也缺乏实战经验，这为我国痛定思痛，下定决心向高科技现代化的军事结构转型。

同时在武器方面的弱点也暴露了出来，我军仍然习惯了单兵作战，但很显然，团战和协同作战，在现代战争中更为重要。

因此，我军坦克等数量严重不足，性能也有待改进的问题，就在对越反击战中暴露了出来。

对越反击战，不仅仅是达到了我军在战争前定下的战略目标，让越南从今以后不再敢大肆挑衅；同时对我军建设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在战后初期，越南全国上下对中国极度不满；而在邓小平刻意留下的缓转余地之下，越南直到1991年才重新恢复和中国的外交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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